早春二月的风
将我的灰色长衫 风华正茂的长发
和带着梦想私奔的身影
吹向北方
我是旧式文人嫁给封建士大夫
生下的有知识的新人类
依父母之命结婚 然后
抛弃发妻的小脚
拼命抵达北评的春天
与刚从伦敦学成归来的表妹
在四合院里
搞一种叫新文化的运动
那是盛产各种思潮的年代
我只要能将粗声大气的俄语
翻译成白话文
就可以与大学校长 激进社团成员
在《新青年》上争论民主和科学
偶尔也被酒扛着胆子
用我底哀愁的现代诗
采摘一两朵自作多情的交际花
致使到了世纪末拍的电视剧
也要把我纠缠不清的往事
剪辑成20集以上
那时 祖国的乳房正被切割成西餐
我更多的痛和快感
是被标语举着 抗议巴黎和约
或者读马克思 办报纸 罢课
有时也穿着胡适穿的那种西装
将传单和用英文写的情书
散发给比林道静还漂亮的女学生
但是 我内心依然孤独如青岛
昨天与我一起上街演讲的先生
却因一个问题和主义
争吵完几十瓶墨水
由于我曾经紧跟他们
走过整个5月4号
所以始终在改良和革命之间
彷徨 想不开
通往故乡和早晨的路还很漫长
我只好被一辆黄包车
拉进赵家楼胡同
将我疲倦的1919年
靠拢无产阶级
和穿短衣长裤的恋人的口号